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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有三种结构

  • 天地间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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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10-05 17:31:15

系统有三种结构,很多人只知道一种结构、而且是最低级的系统结构。这三种结构是层次结构,网络结构和关系结构;社会经济系统同样存在这三种结构,我们可以把原始社会看成为系统无序,一旦系统走向有序就出现这三种结构;农业社会包括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是层次结构,工业化社会是网络结构,从现在开始的信息社会具有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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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基本上来源于刚考察过的剩余价值。既然在正常的经济生活进程中没有其它的剩余,那利息也不能从别的东西中产生。当然,这仅仅适用于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生产性利息,而并不适用于“消费性-生产性利息”。因为只要利息只是工资和租金上面的寄生物,那么,很清楚,它就与这些剩余价值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资本家阶级赖以生存的大量的、有规则的商品流,它在每个经济时期都从生产进款中流到资本家阶级手里——这种商品流只能来自我们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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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剩余价值分为两类:企业家利润和代表“发展反应”的那些价值。显然利息不可能属于后一类。我们能够这么轻易断言,是因为创造这种剩余的过程是十分清楚的。为此我们能立即了解到其中有什么、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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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利润,甚至一部分利润,都不可能直接地和立即地成为利息,因为利润只是暂时的现象。依此类推,我们即刻就会明白,利息不依附于任何类别的具体商品,所有依附于具体商品的剩余价值,在本质上一定是暂时的;即使在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剩余能够不断地增长——以致要想认识任何一种剩余价值的短暂性都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可是它们也不能立刻就形成一种永久性的收入。既然利息是永久性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来自具体商品的剩余价值。虽然利息是来自一定种类的剩余价值,但是却没有一种剩余价值本身就是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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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的利息是发展的产物;利息来自利润;利息并不依附于具体商品,是我们的利息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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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价值超过其成本的剩余,真正是利息也赖以存在的根本现象。它是在企业家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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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是购买力价格中的一个要素,而购买力又是作为控制生产品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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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事情才会有所不同。只有在那时,当我对我用100个货币单位所购买的生产能力进行新的组合,并成功地把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新产品投入市场时,我才能够从我的产品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因为生产手段的价格不是根据这一次的用途,而是根据以前的用途决定的。于是在这里,有了一笔钱,就有了得到更大的一笔钱的手段。为了这个缘故也是在这种程度上,人们通常把现在的钱数估计得比将来的钱数具有更高的价值。因而现在的钱数——也可以说是潜在的更大的钱数——将具有一个价值贴水,并且也将会导至一个价格贴水,于是在这里,就可以找到对利息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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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由发展所带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之外,其它的交易量在以前也许是用金属货币手段进行的,这时银行由于迫切希望增加生息购买力的数量,也能提供信用来结算;也就是说,信用支付手段同样也是由一套银行经营的办法创造出来的,结果,可供支配的货币量就从这个来源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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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一旦变为正常,人们就不会在一家不付利息的银行里保留存款余额。这里,存款者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利息就会到手。现在,这种现象已深深渗透到整个经济生活。每一份微小的购买力都可以获取利息的这一事实,就在这笔购买力上面造成了一种贴水,而不管这笔购买力服务于什么目的。这样,利息也就强行进入了那些本身与新的组合毫无关系的人们的经营事务中。每一个单位的购买力似乎都必须和那股企图把它吸引到货币市场去的潮流作斗争。更有甚者,显然在一切场合,不论何人以何理由需要信用通融,贷款交易——公债及诸如此类等等——都将与这一根本现象密切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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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考虑的一条基本原理,以及它将使我们了解为什么人们普遍以利息形式来表示收益或报酬,可以表示如下。根据我们的解释,具体的商品从来不是资本。可是,在一个充分发展的体系中,任何人有了这些具体商品,都能够通过卖掉它们而获得资本。在这种意义上,具体商品可称为“潜在资本”;至少从商品的主人看来是如此,因为他们可以把商品换成资本。在这一点上,只有土地和垄断地位需要考虑,原因有二:第一,如果我们不考虑奴隶制的情况,那么,很明显,一个人是不能卖掉自己劳动力的。可是也不存在消费品存货和流行理论所说的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因此,原则上,我们立即走回到土地和垄断上来。第二,只有土地和垄断地位是直接产生收入的。由于资本也能产生收入,因而它的所有者不会用它来交换那些不能取得纯收入的商品——除非这些商品的价格可以让一个折扣给他,使他在现行经济时期内能够用此商品实现利润,并且完整无损地重新投下他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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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若有发展存在,垄断者和“自然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的收入与出售他们的自然生产要素或垄断权换取资本而可能得到的收益相比较,因为这种出售可能是有利的。同样,资本家也有理由把他们从利息中所获得的收入与租金或持久的垄断收入——这些他们都可以利用资本换来——相比较。那么,现在要问:这类收入来源的价格会有多高呢?只要是具有求财多得的观点,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会把一块土地的价值估计得高于这样一笔钱,如果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足以和那块土地获得的地租一样多。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能把这块土地的价格估计得更低一些。如果对一块土地索价高了(不考虑那些明显的次级的要素),那么它就卖不出去:因为没有资本家愿意买它。相反,如果开价低了,资本家之间就会出现竞争,从而把价格又提高到那个水平。除非陷于穷困,任何一个土地所有者都不会把他的土地轻易脱手,如果卖价所产生的利息还够不上他这块土地所取得的纯地租。但他也不可能卖得更贵,否则马上会有大量土地卖给这个愿出此价的资本家。这样,持久收入来源的“资本价值”就毫不含糊地被确定下来。而那些众所周知的、在大多数场合造成的多付一点或少付一点的现象,却并不影响这个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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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只是从企业家那里拿走了否则是属于他的东西,而不是来自其他任何阶级——除去消费性信贷以及生产——消费性信贷”的情况。尽管如此,可是这一事实,与利息现象并非所有经济组织的必要因素这一点结合在一起,总会使对社会条件的批评家在利息中,比在其他任何事物里面,找到更多可以反对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要表明,利息只是进行新组合的一种特殊方法所带来的结果,而且这种方法比竞争制度中的其它根本性的体制惯例,更加容易改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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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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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心理”意味着十分明确的某些事物,是与“价值的心理”不相同的。例如,它意味着坚信我们在每一次危机中所注意到的,特别是在过去曾经注意到的,那种被吓怕了的经济世界的“悲、喜剧式的畸变”。因此,作为一种危机的理论,它意味着把科学的解释依据于明显的同时发生的或相应引起的现象(恐慌、悲观主义,等等);或者只是在一种和缓程度上依据于先前对股票看涨的趋势、创办狂热,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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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危机的不同种类和不同原因是可以识别的。没有理由让我们事先就作出这样的假定,那就是,危机彼此之间相同的地方,较诸作为我们出发点的基本要素,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危机是使先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停步的所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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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相同的或相异的现象,危机可能,也许不可能,作纯粹经济的解释。当然,毫无疑问,危机在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但是,没有丝毫把握断定,他们是属于经济体系的性质,或者甚至在它们必然地产生于经济因素的自身作用的这种意义下,属于任何一种体系。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存在于纯粹的经济范围之外,换言之,危机是外界给予它们干扰的结果。危机的次数,甚至经常宣称的危机规律性,都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可以很容易地设想,这些干扰必定经常出现在实际生活里。简单地说,危机是经济生活使其自身适应新的情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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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干扰的普遍特征,已为危机历史所证明。这些干扰已经在经济实体中的每一个可以设想的地方爆发,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发。它们有时出现在供给一方,有时出现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种场合,有时出现在技术生产中,有时出现在市场或者信贷关系中;在后一种场合,有时体现需求方向的变化(例如时装的变化),有时体现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对绝大部分的各种工业集团来说,所受的干扰不尽相同,但是第一个工业行业受到的干扰较多,然后是另一个行业。有时危机以对资本家产生特殊影响的信用制度的崩溃为特征,有时则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损失最多。企业家也会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被卷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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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在表现出来的形式上去寻求危机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实际上,正是这种要素导向这样一种流行的和科学的信念:危机总是同一的并且是同样的现象。然而,我们容易看到,这些可以从表面上得到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干扰发展的一种要素外,对所有危机来说,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质的。举例来说,恐慌(Panic)的要素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crisis)的突出特征。但是也存在没有危机的恐慌。并且更进一步地说,也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恐慌的强度,无论如何与危机的重要性,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大多是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对诸如“投机狂热”、“生产过剩”等标语口号,也都是适用的。一旦危机爆发并且改变了整个经济形势,那么大量的投机就变得没有意义,并且几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每一数量都显得过大,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两者都完全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同样地,个别商行的倒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要素,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此种意义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机的满意标准,这可以由下述事实看出:尽管根据这一主题的描述文献,一定次数的危机必定复现,但是除此而外,危机的个别内容细节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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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所有危机没有一点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是否危机以及所有形成它们的原因和结果都能通过对经济体系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因素而弄明白。很清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我们可以立即承认,例如战争爆发可以引起足够大的干扰以至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当然,这绝不是规律。例如,十九世纪的大规模战争大都并未立即导至危机。但是那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假定,一个积极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且其经济制度被设想为在我们的含义上达到充分发展的海岛国家,被一支敌国舰队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口与出口同样受到阻碍,价格与价值体系被扰乱,债务不能保持,信用的锚链被拉断——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设想的,都已经实际上出现,并且的确代表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上得到解释,因为原因、战争都是经济制度以外的要素。由于经济范畴内这种外在实体的作用,危机便产生出来并且同时得到解释。这些外部的因素屡次地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坏收成,这样的收成明显地会引起危机,并且众所周知,甚至已成为危机通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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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类危机,它们是繁荣与衰退交迭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有规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变,而这一类要素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到经济生活之中。这个现象产生于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实,它们可以用来解释各种挫折和崩溃的情况。经济生活的巨大突变正是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的。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了理论分析的目的,我们不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业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与内部的干扰,以便于从理论的角度分离出唯一有意义的问题。虽然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所抛弃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由于它们不甚重要;同时我们的理论,如果限制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必定与所有更广大范围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称,而这种努力是旨在为完全理解事物的现实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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