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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关于诗词创作之点滴浅见(中)

  • 宋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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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28 19:35:57


关于诗词创作之点滴浅见(

                紫竹公

 从这段文字来看,曹公所说的“立意”即“确立意趣”。至于什么是“意趣”,历来有不同理解,但我想应该主要指“意旨”和“情趣”,而“意旨”和“情趣”则又与“思想指向”和“情感好恶”即志向、理想、态度等等及个人的人生价值追求分不开。所以,曹公所讲的“立意”与“诗言志”之“言志”,该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在律诗创作上,曹公主张“言志”、“立意”第一,只要意趣真实,即使出格违律也无妨。由此联想到前面所谈及的“律诗的纯格式”,依曹公之见,显然是可以变通的。

 等上了北京大学,我有幸接触熟谙诗词格律的中文系的某位学长。他在向我介绍了诗歌发展史及诗词格律的基本知识后,也同样强调“言志、立意”第一,并引用清代张问陶“文章体制本天生,模宋规唐徒自苦”的名句,让我铭记。

 这些见解,对我影响很大。

 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下,我的《诗记》(以诗词形式写的日记)始终在纪实前提下,以“言志、立意,抒情、达意”为宗。当然,伴随阅历和学识的增长,在坚持“言志、立意”为宗的前提下,我写诗比较注重起承转合自然,力求对仗工整,押平韵;填词则根据内容需要,选择最适于真实、准确表达的词牌。每当写作,总是先把意思写出来,继而对文字反复提炼,然后再按照诗词格律的要求斟酌、加工。若能用格律诗的形式来写而不影响真实、准确表达的宗旨,则以格律诗来写。否则,坚决放弃而采用古体等其它形式!宁让形式服从于内容即主旨之真实、准确表达而作古体诗,也绝不为追求形式而影响主旨之真实、准确表达,而硬拼凑格律诗!就是说,有合适的“律”“绝”格式,就用;没有合适的“律”“绝”格式,则放弃,绝不削足适履!对于词牌也是一样:有合适的词牌帽子,就戴;没有合适的词牌帽子,则不戴,绝不杀头便冠!

 当中华诗词学会于2005年颁布《中华新韵》后,我觉得它与普通话的声韵相吻合,而不论从个人的需要(我来京累计近40年了,但普通话仍说不好,不利于授课等)还是从大众(包括热衷于学汉语的外国人)的实用来看,普通话的普及、推广乃大势所趋,于是便按《中华新韵》修订《诗记》,并择录在网站发布以征求意见,得到不少网友赐教,其中大概也有先生所称道的“高手”罢!请恕我直言:即使所谓“高手”,要是仅仅依照格律的要求,而轻视乃至忽略“言志、立意”之真实、准确表达的话,我看也是写不好、评判不准的!

 先生看这个网站的不少诗词,本来有很好的主旨、意趣,但由于过分拘泥于格律而不得不用生僻字,甚至自造只有他自己懂的词语,因而写得差强人意!说实话,这里的许多诗词,我读着比读唐诗宋词还难懂!李杜、元白、苏辛等的诗词,相去上千年、近千年了,可读来依然通俗晓畅、朗朗上口,然而看同代人的许多诗词,却生硬拗嘴,晦涩难懂!为什么呢?主要是受格律束缚所致,当然也有学养和驾驭文字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诗歌终究是让人看的,可是好多字词生僻、晦涩、拗口,甚至难认、费解,让人看懂都很困难,又怎能达到与人交流、沟通的目的呢?不知道先生是否想过?名牌大学中文系的人出了几个知名作家、诗人?为什么倒是那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人,却写出了振聋发聩的名作?成了举世闻名的作家、诗人呢?很值得深思、探究啊!

 “言为心声”,在这一点上我们见解相同。我以为“志”、“意”乃诗魂,体裁格律和词句等乃衣冠。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自然各有侧重,各有所用,但“言志”、“立意”是基础,是前提。所以,我习作诗词,向以“言志”、“立意”为宗,体裁格律等次之。当然,要是确实按照格律写诗填词的话,理应力求依照相关格律写作,不然就不成规矩,就成“冒牌货”了!那么,拙诗即使符合格律者,也绝不顶戴“律”“绝”之桂冠,却又为何?一则懂行者一看首行,便知其格律,何必画蛇添足、非戴一顶沉重的桂冠呢;二则古代的“律”“绝”一般都不顶戴桂冠,徒标“律”“绝”成风,是新中国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大量印行以来的事;三则留有余地,遇到挑剔不至于被动。凡认为拙诗不大合乎格律者,请按古体诗等看待就是了!我并不认为古体诗就肯定比格律诗逊色、低下。在这方面,我比认为只要意趣真实,即使出格也无妨而仍为律诗的曹公雪芹先生还思想解放呢!笑)

 其实,就是按照格律而言,古人包括许多名家也并不死板地固守某一就拿词牌的格律来说吧!翻阅一下《钦定词谱会发现,大家所比较熟悉的《沁园春》,其词谱就有7体之多而《酒泉子》则有22体之多比之更多体的词牌还有!《白香词谱》亦然。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钦定词谱》、《白香词谱分别出自清代康熙和嘉庆年间,都是依据前人主要是唐宋名作归纳、总结而成的,而唐宋词作大多比较自由,即使同一词牌也并不都固守一体。依据一般事物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的发展规律,我想不论是词牌还是词谱,开始可能只有一牌一体,盖因前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满足于一牌一体之束缚,为适应“言志”、“立意”和“抒情”“达意”等之需要,才不断创造出新牌新体之故罢!从“钦定词谱”所举实例看,某一词牌的体都是以古代某位名家的词作为据而“钦定”因为不同名家就同一词牌所运用的格式“体”不一,于是就出现了同一个词牌有多体现象。同时,由于不同名家对于词牌各有所好,于是也就又出现了同一体而冠之于不同词牌的现象。给人以似乎古代名家怎么作都对之感。既然前人填词比较自由,可以不必固守一体一牌那么吾人为什么非要死板地囿于“钦定词谱”或《白香词谱》等,以至连真实而准确地“言志”、“立意”都不顾呢?苏东坡在谈及自己书法创作时曾自白“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我想苏公此白不单限于书法,观其绘画和诗词创作也均是如此。这大概与其豪爽、洒脱,追求自然、自由之秉性大有关系罢!所以,即便“钦定词谱”而言,似也看出所谓“钦定”也并无定则,只要对照《词谱》浏览一番唐诗宋词就不难发现:即使它们就前人名作之体例概括得再多,仍还有失察、纰漏之体实际上,许多词牌的体例格式远比《钦定词谱》和《白香词谱》所归纳、概括得还要多!

每读清代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吟诵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参见《张问陶诗选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等,我总禁不住暗自呻吟:人们编订词谱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使诗词创作合乎一般的韵律,本是好意。但是,诗词创作毕竟是思想感情的自然抒发,更多情况下是激情的自然而然地流露、倾泻,要是过于讲究格律,就反而成为束缚、禁锢了试问当人们触景生情而不由自主地或哭或笑时,你能规定怎么哭、怎么笑才恰当吗?人们学习唐诗宋词的创作风格,讲究一定的格律无可厚非,但过分拘泥,就是邯郸学步、作茧自缚了!李白没有写过一首律诗,其诗都是脱口而出,无拘无束,是其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和倾吐。杜甫写过律诗,但也并不受格律的束缚。所以,我是极其赞同张问陶文章体制本天生模宋规唐徒自苦”的告诫的。更重要的是,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唐诗宋词的出现,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进步,具有继往开来划时代之历史意义,但是,难道中国诗歌的发展、进步,就到此为止了吗?于史于理,都讲不通嘛!

 依据文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之规律看,万物皆流,即使再有价值的东西,也会遵循新陈代谢之规律而不断被鼎故革新。诗歌创作自然也不例外。此我之所以信守“文章体制本天生”之教,而以“言志、立意,抒情、达意”为宗,不愿受格律之束缚故也。历史在前进,语言和文字都在发展,难道诗词格律就不发展了吗?《中华新韵》较之《平水韵》就有所发展吗!现在仍有许多人习惯于用《平水韵》。人各有志,加之我国各地的语言习惯(方言)本来差别很大,各有所好,不足为怪;而鼎故革新,移风易俗,也总有个过程。所以,不管是用《中华新韵》还是《平水韵》,都是可以的。不论以前者非难后者或以后者非难前者,都是失当的中华诗词学会在颁布《中华新韵》时,明确“倡今知古,双轨并行”,也表明了这一点。但追本溯源,《平水韵》不亦是在《切韵》等的基础上经发展创新而成的吗!?《切韵》不亦是到隋代才出现的吗!?而《切韵》、《平水韵》自身不亦各自经历了相应的发展创新吗!?难道到《平水韵》就尽善尽美、空前绝后了?声韵之发展到此就终结了?这既不符合历史、文化以及语言文字发展的既有史实,也不符合世间万物运动发展变化之辩证法。所以,我坚信《中华新韵》取代《平水韵》乃大势所趋,而《中华新韵》也同样必将伴随历史、文化及语言文字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世上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成不变、永恒不变的事物(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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